收藏心路揭秘中医文物顶级遗珍——专访中国中医史文物收藏第一人张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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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2 10:31

  张雅宗先生2020年12月驾鹤西去,令人不胜痛惜。他潜心二十五年,以收藏的中医历史实物呈现了中国中医发展史;他拥有的世界级标示性中医史文物数量远超博物馆馆藏;其人虽已远去,但其珍藏永存……

  他怀着一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从1979年开始收藏第一件中医史文物,历经四十年全情钻研中国中医史文化;他亲历中医现代化变革的每一个阶段;他凭借微薄的工资收入与非同寻常的古玩鉴赏知识,数次从外国藏家手中抢救中医国宝;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位拥有整部清宫太医院御医原始手稿的藏家,却数次回绝了日本最大汉方药业的巨额请求;他潜心二十五年,以中医历史实物呈现了整个中国中医发展史;他拥有的世界级标示性中医史文物数量远超国家博物馆馆藏……他,就是我国著名收藏大家、中国中医史文物收藏第一人张雅宗先生。

  张雅宗先生1948年出生于著名文四宝收藏世家,笔名宗时,东方收藏家协会文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收藏家》社创刊成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是久负盛名的中医史文物收藏家、鉴赏家。1973年开始个人收藏,主集文四宝、中医史文物,其所收藏的宋代北斗七星砚、明代故宫镇库墨、青铜扁鹊天下第一针、雍正觐呈本针灸挂图等,均属国家级珍品。著有《货币保值与珍宝鉴藏》《中国文四宝》《中国古玩精品》《民间收藏指南》《个人货币增值导向》《中国古玩辨伪全书》等专著,并主持编纂了《中华收藏大辞典》。

  中医学术界人士及古玩行业内人士,一致赞誉张雅宗先生为“中国中医史文物收藏第一人”。这不仅由于其藏品中具有的国家级中医史代表性文物多,更因为他收藏的中医史文物成就,为我国科技史发展带来重大意义。

  中医的应用承袭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史,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医史文物属于科技史文物范畴,其对中华文明发展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不可估量。今天,让我们随着张雅宗先生的收藏历程,来揭秘中医学发展历史中最顶级的遗珍。

  我的中医文物收藏,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收藏还很不成规模,全国搞收藏的人很少,开放收藏活动全国刚刚有一点苗头。因为出生在传统文化家庭,受祖辈传承的收藏遗留影响,所以我是当初最早进入收藏队伍的其中一员。

  我最起初的藏品是以家传为基础,主要的就是文四宝当中的古墨古砚,以及古玉和一些杂项类等。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藏品中有分量的东西,都是以祖传为来源。例如宋代北斗七星砚,它在宋代的《春渚纪闻》中就见过著录,这些藏品已经达到了顶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再难企及的。如果想成为一位合格的藏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建树,所以,不如开辟一个全新的、自己完成和研究的收藏项目,它是与家传藏项完全无关的,并且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收藏门类。

  我这人可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觉得很多收藏门类都是着眼于所谓的“瓷”、“玉”、“书画”、“青铜”这类的,或者往往都是跟金钱的比较密切。所以就想找一个所谓“高度文化”的,完全代表我们中华文明自己的,并且不沾铜臭的项目。当时有三个方向的考虑:一个是天文,一个是中医,一个是玄学数术。最终,我选择了中医。希望能通过收藏去帮助和影响更多的人。

  当初选中医,看似是一种从收藏角度的理性考虑,但是经过了将近 50 年的收藏、研究、整理的历程之后,再回头看,觉得我当初在决定这个选项的时候,其实对中医本身是近乎无知的。因为它的存在,除了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符之外,还真正承载和保障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一直能够源远流传至今,绵延不绝。这一点,我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所以我个人通过这些年的收藏和研判过程,有一个提法,就是中医是中华文明当中唯一一门可以被称为巨系统的科学!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发生在我中医文物收藏的 20 年之后。机缘巧合遇见了一位在京城早已名声远播的所谓“通灵人物”,据说是可以预测过去未来等等。见面后他上来就说:您现在正在做着一件功德千秋的事儿。大概从其他维空间来看,对中医收藏的这件事儿也是评价很高的吧。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医收藏这件事儿是我的一个使命。

  另外,最起初下定中医选项决心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当时一则消息的震动:日本有个老先生,在日本发现自己的家乡受到了严重的风沙侵害,他通过调查报告得知,是来自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尘土。于是他就自己一个人,坚决到中国来植树造林。我觉得这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深度的爱国行为。并且他没有声张,没有什么所谓伟大的因素在其中,他就是要从这种最简单的、最实际的一点一滴做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这种责任感,为了中华文脉的延续传承,要做一些真实的、实际的工作才行。所以,有这么一个榜样在其中,这条路总算跌跌撞撞走下来了。说到中医文物的收藏,其实第一个真正的收藏契机,是始源于1982年12月份的一次外地之行。

  那是去长春出差。我和长春古籍书店的曲经理是很要好的朋友,每次我到长春,只要有时间,就会去他那里看看书。当时我正在一个架子上翻看一些拓片类的东西,发现架子陈列的古籍上面,有一套残破的、看着像卷子一样的东西。我就很好奇,取下来打开一看,是一套四幅针灸挂图。虽然这套图品相有些残破,但是内容保存尚好,一看就是光绪时候的本子,特征很典型,装裱的形式也很特殊。我当时已经立定了要做中医文物收藏这个题目,所以就拿着它去找书店的曲经理,他说这套图是早年收来的,标价是8块钱,我就了下来。但回来之后可就贵了,我送荣宝斋去整个重新揭裱,全部修复下来花了400多块。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也就是这个数儿。

  这之后我找了很多的当时的中医大家,请他们给这套图题跋,包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工程院院士程莘农老师,还有中国中医史奠基人李经纬老师,等等,都是中国中医脊梁式的人物,大概一共有二三十位先生的题跋。所以这套针灸挂图,它的分量就显得很重。

  这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是咱们国家中医耳鼻喉方面最负盛名的专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中医史专家耿鉴庭老师。我和老人家相交并不深,是我的老师李经纬推荐我去拜访耿老。耿老对这套挂图做过初判之后,我和耿老也交代了这套图的来历和大概修复过程。耿老当时说话已经非常吃力,但他依然给我讲了很多,他说:这套针灸挂图,很有可能是当时宫里的人遣散之后带回到长春去的。同时又给我指出了几处特征,告诉我宫里这种挂图类医具大概的装帧形式大概是怎么样的。

  遗憾的是,耿老当时已经写不了字了,后来就只能在上面加盖了一方他的私章。就这样,老人家还嘱咐我,在这个图空白的地方,让我找个书法水平尚可的人,去把他当天说的意思写在他盖章的地方。耿老说,这个书法不好,写字不好的人,把字写在上面,会容易让人看轻了这套挂图的分量的。我当时非常非常受感动,那些话都深刻的记下了,这些年都忘不了当时那些细节。我觉得这些老先生们,真的是一心为了中医!对后学之辈,也是尽心竭力。

  后来,这种出行征集的活动就比较多了,经常去外地。我从来不去百货商店,不去旅游景点这种地,再一个就是去各地的古籍书店或者旧书店。那时候碰到的主要问题,跟很多当时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家是一样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有钱啊。而且,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史文物传世很少,大部分都是相关文物。虽然说医学类古籍很多,但是真正的中医类实物可以说稀如麟凤。特别是有代表性的、年代久远的,就更是难得一见了。我当时给自己立定这个收藏方向的时候,就是想要先着重于实物的收藏。因为很多过去中医手里都有一些古籍存留,我应该多从实物上着眼,弥补空白。

  当时我考虑,未来实物收藏成一定体系后,可以再着眼于医籍部分,而且只要是我收集的,就一定去收集那些最具代表性的,那些金字塔尖儿上的东西,这样可以起到一个互相补充的作用。对整个民族的中医历史研究总体发展也会有很大意义。事实证明,我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些年来,其实我也并没有耽误对于古籍,以及挂图类文物的收集工作。

  那个时候跟文物贩子们打交道,首先就是要注意不能暴露你的收藏方向。当你的收藏方向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抬价,因为他已经知道你的喜好了。我当时跟他们一开始说的时候,只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因为你完全不露也不可能,我就跟他们说,我要那些带尖儿的、带刃儿的,见到实物之后,我再观察相关的这些东西,尤其是早期的针具和刀具类。所以在我收藏的前 15 年,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在涉列中医史方面的藏品,或者说抢救工作。

  那时候和那些文物贩子们斗争仅仅是一个方面。最可怕的对手,第一名就是日本人,然后是德国人,乃至于新加坡人和韩国人。理由也很简单,人家既有这个意识,又有钱,其实中国港台的人反而不是很多。在这方面,西洋人的意识确实比我们国人要强得多,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当时真的是“抢”不过人家,他们收东西的办法,可以用奢华来形容。那时候外国人来中国还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人家来一次就放下一大笔钱,委托一些有中医文物渠道的文物贩子或者古玩店帮着,每半年回来取一次,或者一年回来取一次,只要是和中医相关的东西,而且基本在货上不矫情,什么都行,品相好点儿坏点儿,价钱高点儿低点儿也无所谓。

  所以其实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这么流出去的,大批大批的,外国人真的是如饥似渴的“掠夺”。洋人对这些关乎人类发展史的实物特别重视,毕竟,有几个外国人在中国齐白石呀?

  这些年,我有好几次都是与外国人尚未正面交锋,就输在人家价钱上的经历。记得那次是我在一个还打过几次交道的店里,就在古玩城,撞见了一套非常难得的中医医籍,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不涉猎,或者说不碰古籍,我只是收价值高、历史分量重的那部分而已。那是一套介绍周身经络走向规律的书,是一套手札,里面是纯手绘的各种插图,还是彩本,带着颜色,漂亮极了。记得是一函六册。康熙丙午年的书,比同仁堂的历史都早,那品相,书套都是本年的,而且一点儿毛病没有。

  我看见就动心啦,关键是难得呀,这种东西是市面上很难见着的。于是我就找这个店的老板,说说价呗。但是呢,一问人家就说这个不,是给一个韩国人留着的,人家已经定下来了。我表示,如果能商量,我愿意多出一点儿。结果店主一听就乐了,明着跟我说:大哥,您也是行里人,这东西,这品相,咱行里人能出几个钱?我和您说,我和他(指韩国人)说的数儿,至少是您现在心里这个数儿的五倍到十倍,您信不信?我一听,那我还说什么呀……

  还有一次,在沙滩,那里曾经出现过一片短期的地摊,或者叫市场。那时候还不叫古玩市场,没现在那么多专业的约束。就是以古玩为主,旧货的也有,皮货的也有,就在现在沙滩那条南北大街到遗址公园儿的那一片儿。这条街靠近中间东侧有一条小道,我就在那儿看见了一枚很不错的玉针,或者叫玉质砭针器。

  直到今天我都清楚记得,它的下端有一个扁平的、磨得很锋利的刃口,在整个针砭五分之四的位置,偏近刀具刃口的这一端,打着一个银箍,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医医用针具的做法。难得的是它是玉质,不是和田,但明显是昆仑山脉附近玉质的特点,材料也比较白,再加上一看就是用了若干年,使用痕迹明显,那条银箍磨得包浆非常漂亮了,年代应该是在西周晚期或者左右。这件东西一看就是层次比较高的,器型也极其少见,那个时期能用玉作为针刀具材料的医者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且这么精美和典型。所以我当时判定,这件东西一定身份很高,颇具研究价值和时代意义。

  当时我想到了这种东西开价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一旦碰到这种路份很高的东西,是绝不能错过的。于是我就有点拿着不想撒手了。可是那个人,货的,我至今都印象很深他当时那种狡诈的笑容,他说这个已经了。我开始以为是有相同收藏中医文物的人,可能是定了这个东西。于是我就问他这是什么人定的?他也没藏着,朝巷子口儿努了努嘴,就刚过去的那个老日本,钱都给了,说让我给他包好了,等他转完了回来拿。我当时就一愣,因为一般日本人那个时候很少逛地摊儿呀……我就问这人:现在日本人也来逛地摊?他说也不是很多,反正这个是个熟脸儿,隔不一段时间就来晃悠晃悠。我很好奇,问他一般日本人都来什么呀?他说什么都有,书经常,医书多,另外就是这些玉器,还有针呀刀呀这些。从他的话里,我大概就能出这个日本人多半就是一位研究汉方历史的收藏家。

  当然,有输就有赢,赢多半就是多付出一些代价嘛。另外一点就是赢在腿勤上。你得经常去各种你收藏的门类会出现东西的地方转。打个比方,有一次,也是因为一套针灸挂图。那天我经过琉璃厂,快到中午了,我心里盘算着干脆找地方吃饭吧。我骑着车就往西琉璃厂里拐,骑到萃文阁,看见萃文阁的经理正站在门口儿。我们相识很早,经常走动,这么多年一直以兄弟相称,我管他叫二哥。还差着老远二哥就冲着我招手儿,我骑过去一下车二哥就跟我说:巧了嘿,我正准备呼你呢(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很多人都是用BP机),刚收上来一套你内个中医的挂图,清中期的,品相特好,开门,而且收上来的价儿特便宜,你赶紧瞅瞅。

  虽然我刚开始做中医史文物收藏的时候一直保密,但圈子里和我关系极密的一些朋友还是知道的。我当时挺好奇,看件东西干嘛还这么着急呀。于是我俩一边往屋里走。我就一边儿和二哥说:着什么急呀,晚上上家再说呗。二哥一边把我让进内室,一边把门关上跟我说:真得赶紧着,我们那小刘(算是店铺主管吧)已经和他一下家儿都说了,是一德国人,常年在我们这儿收东西,不知最近怎么又喜欢上中医了,凡是中医的东西人家都收,这小刘和人家说完,人家已经同意要了。我不是惦记着你收藏这个嘛,关键是价儿也好,版子也好,东西很难得。我们一边说着话,就一边把四幅图全打开了,我一看,东西真是好,挑不出毛病来。

  我问二哥多少钱,二哥说:这东西是5500收上来的。小刘已经跟人说8000了,人家也表示要了,要是咱给少了不太好说。这么着,你给8100,以后再有什么东西你看上了,我再给你找补回来。我听了当然很满意,真心线真不贵,不但得了东西,而且这东西等于我还是从外国人手里边儿抢回来的。

  搞收藏的人,资金永远是紧张的,我在早期这些搞收藏的人当中,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是一个特例。就是他们这些当时刚刚进入收藏队伍中的人,几乎都是“以藏养藏”,也就是一边一些东西,一边再一些。但是我可能因为受传统文化家庭影响比较重,依照过去老派知识分子的眼光,总是认为一个收藏家若沦落到要去每天搞商业的这些,那你在这个领域,怎么还能称得上一个“家”字呢?所以,这些年我几乎就是不轻易,更不东西。这样的话,虽然从经济上对我也有一些影响,但其实总体影响不大。

  我在工商联工作好多年,过去这些工商业界的老先生们文化底蕴一般都很深,我和这些文化界的老先生们的也比较多,比较密切。和这些老先生们在一起,得到的往往不仅仅是知识而已。时间长了,随着自己的底蕴也一点点的积淀,你的收藏,你的文化价值趋向就慢慢高起来了。那些层次低的,价值不大的东西。慢慢的不能入你的眼了,剩下的就是坚持了。伴随着我的这么多年的中医收藏之路,我拥有的好东西越多,就越让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收藏,其实只是华夏文明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另外,当时东方收藏家协会已经成立了,就在现在东城区的智化寺内,那时我们一些人经常聚在收藏家协会里,聊各自的收藏,谈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相互出出主意。那个时候,聚的比较多像安久亮先生、马未都、路东之、周继烈,还有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吕济民,马宝山老先生的女儿马桂茹等等,都是比较常去的。那段经历对我中医文物的成体系收藏,向一个专业博物馆式的方向去发展获得很多启发。算起来当年这些人,现在未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了,东之走的早,当年也建了古陶博物馆。他们年轻,思想活,他们都是为中国文化作了很大贡献的。

  “中华第一针”这个提法和命名,是世界针灸联合会的终身主席王雪苔老师首先提出来的,他老人家同时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副院长。这根针在披露之后,学术界对它还有一个更普遍的俗称,叫“扁鹊神针”。因为它是我国首枚发现的与扁鹊同时代,同地点,并明确标记有扁鹊图腾的医用针具。

  记得是四十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在车辆段工作。每次跑车去外地的时候,都是我四处去“淘宝”的最佳时机。当年我在最早的一个收藏家组织认识了一个成员,名叫做赵国觉,他当时跑内蒙特别多。正好有一次我也跑车去内蒙,就在当地和他碰了一面。这枚针就是从他手里征集到的。

  那时候,这个行当有个行规,就是一般只看货,不会轻易去问人家东西的上游来源。但当时一来古玩行里人比较少,我两关系又挺近;二来那时出趟外地不容易,能在外地碰个面儿就更不容易了,所以我俩都挺兴奋,他就说起了这枚针的出处。据他说,这枚针是从内蒙古一位政协副主席手里辗转征集到的,发现地点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这枚针是鄂尔多斯草原文化的典型器,鄂尔多斯草原文化相当于我们中原地区的战国早期。图腾精美,出土痕迹明显,保存相当完好。

  这枚针与扁鹊同时代,从中医史扁鹊文化发源论定,发掘地点也与扁鹊部族源流完全相合,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明确铸有扁鹊标识,与扁鹊同时期、同地域的首件医用类针具标准器。经过我国中医史几代研究员历经多年的研究已经证实,扁鹊并不是一个人,那个最具代表性的、为大众所熟知的扁鹊,名字叫做秦越人。他所在的那个部落或者族群,是一个非常擅长医治疾患的族群,扁鹊应该是这个部族的标识,或者叫做图腾。

  这枚针上部有一个扁的喜鹊,惟妙惟肖。喜鹊图腾的下部,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针,但器型相对比较粗壮。在古代的早期中医,针灸针具的主要应用是点按以及放血。放血是早期中医的一个重要诊疗手段,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对许多疾病都是立竿见影。

  “扁鹊神针”这个提法,是中医史界的著名学者型专家,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郑金生教授提出来的。当时在他办公室,我们初次研讨这枚针的历据。郑老师当时也非常赞同王雪苔主席的提法,他说这个还可以叫做“扁鹊神针”,因为中医最早缘起时期,存在一段“医巫演变”阶段,当时有很多中医大夫,尤其是大医,都有一些所谓神通,或者叫神技,也有人认为那是一种特异功能。因此,很多拥有相同传承的部落或者族群,都把一些特定的标志物作为自己的图腾,以标识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扁鹊部族,顾名思义就是把这种扁形喜鹊的神鸟作为自己的标识,也就是图腾,所以这枚全国首次被发掘的与扁鹊同时代、同地域,并明确饰有扁鹊图腾的医用针具可以称为“扁鹊神针”。

  王雪苔老师在谈到这枚“中华第一针”时表示,第一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扁鹊在医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明确和扁鹊相关的中医史实物、文物又极其罕见。我们经常说的四大药王,也就是历史上四个拥有神奇医术的人物,被称为了中医行业的“行业神”——扁鹊、华佗、李时珍、张仲景,其中扁鹊被称为“医祖”,因此,扁鹊的地位在整个中医史源流中是最为崇高的。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这枚针作为医疗专用针具,已经完全形成了现代针灸工具早期最基础原形,特征明显。这种从“医工混用”器具到专业医用器具,正处在转化时期,特征又明显的医用器具,就已经几乎达到中医医疗器具发展史的最源头了,时至今日,从整个中医发展史来看,也未见出其右者。王雪苔老师认为,综合以上所有因素,此针堪当“中华第一针”,应作为中医针灸发展史起源的标志与象征来看待。

  2002年,我陪同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老师,看望有针灸领域“活化石”之称的近代中医界代表性人物程莘农老师,期间也谈到了这枚“中华第一针”。程老是江苏人,豪爽,说话很直,就《黄帝内经》的一些问题与贾老师进行深入探讨,程老谈到:“对于中医史来说,实物证据很重要,比如针灸,是从中医源头就开始发展的一门技术,是非常灿烂的,从源头上有实物出现,能证明它,表现它,还能让我们再看到它,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缘。所以你的那根“针”,从整个医史发展角度看,特别是针灸史,历史地位特别重要,一定要收藏好,让以后的这些学者、孩子,特别是外国人,都还能看到这段历史。这个和从书本上读到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医药宝库,针灸学占据了半壁江山,一部中医药纲领性著作《黄帝内经》,一半讲的是经络针灸。在我多年的中医史文物收藏中,放眼针灸及善本类的藏品,文物价值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套价值连城的针灸明堂图。

  一般说,针灸明堂图多为一套四张,正式名称是《铜人名堂图》,包括《正人明堂图(正面)》,《俯人明堂图(背面)》《侧人名堂图》以及《脏腑明堂图》四部分。远古以来,中医技艺传承主要靠的是书籍及图画,故古人称之“图书”。老师讲授,要把《铜人明堂图》 悬挂壁上,这就是“明堂”二字的所指。

  中医史针灸挂图方面最著名的专家之一马继兴老师曾谈到,针灸明堂图虽然典籍记载确有标示“大明年”字样的实物,但一般以康熙年刻版的时间为最。如赵文炳刊为最早见著,但也多是乾隆以后的翻刻为多,康熙本年针灸名堂图现在世界范围内未见实物。乾隆年针灸挂图,现在比较可靠的,共有四套存世,两套四张全本,两套有缺失本。中国现有一套全本,一套缺失本。其余两套分别在芬兰和日本。

  我现藏的这套针灸明堂图,是清宫太医院雍正八年的手书觐呈本,是在向全国刊行前,等待雍正皇帝审定的原始母本,天下间仅此一套,被众多古籍善本专家以及中医史学研究家,呼为稀世珍品。

  此图《脏腑明堂图》的下部,以宋体字写下了给雍正皇帝覆旨的奏文,并在这段奏文上加盖有三枚大印,左边是清宫太医院的印,右边是清宫广储司(也就是宫廷的档案局)的印,中间大印则是满汉双文,经著名古籍善本专家、中国嘉德拍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指认,该印应为监理此事的王爷加盖的私印。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印文已经返铅泛白。奏文中说:雍正皇帝感于针灸与亿万兆民健康息息相关,而传世的针灸明堂图已星稀少传,且内容又多有错乱,于是下旨令太医院重新绘制新图,务求精确可靠。太医院接旨意后,组织了众多相关人员遍览古籍经典,精心绘制,最终确定了这套古今集大成的针灸名堂图,觐皇帝预览。

  这套针灸名堂图,经过世界针灸联合会主席王雪苔(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及相关各领域专家几经验证,并经过两次国家级专业学术研讨会,最终证实其为当今世界范围内年代最久,品级最高的针灸明堂图实物。

  绘制完成后,这套图一直存放于故宫广储司内,后不知何时因何流出,落至天津某大户人家传世,我也是几经周折,从这家的后人手中征集而来。全套挂图经中国嘉德拍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认定,装裱、画轴、贴签、编均为故宫官造,原装原裱,距今近300年未见任何缺失残损,保存状况尚可。

  在最后一次专业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根据拓先生的鉴定结论,以及《脏腑明堂图》下部那段奏文,大学古籍善本研究所的专家表示:通过这段奏文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对于百姓的民生和医疗非常重视,雍正皇帝关注到了有关百姓医疗施治的实用工具出现问题,并亲自下旨太医院。通过满汉双文可以看出,这件看似在皇帝每天处理的诸多繁杂事物中不起眼的一件事,雍正居然要求一个王爷来亲自进行监理,这是非常鲜见的。

  “老太太方”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因为太医们在给慈禧太后诊病开方的时候,不便直接写上慈禧皇太后,或者是叶赫那拉氏等等这样的名字。在清代宫廷内部,一般给慈禧太后所开具的药方,通称就叫老太太方,是一种尊称。后来这种代称流传久了,慢慢成了民间的一种对家里老辈或者亲近长辈的俗称,特别在北方地区,非常普遍。这类老太太方底下的落款,是要落臣字款的,这是规制。

  清朝太医院最后一任太医院掌印御医一生的全部手稿也收藏在我处,所以我就特别注意这类宫廷的,而且没有争议的方剂或者医疗实物。因为御医手稿中记述的内容很多,又庞杂,以后找机会可以单独介绍。这些御医手稿和宫廷药方,特别是开给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药方,我本人和中医其他学术界的老师们,乃至中国、日本的很多汉方领域研究学者都非常关注。这些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各大院校的古籍研究所,国外一些汉方机构,多次就这些御医手稿、药方、展开研究。著名医史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经纬老师、王雪苔老师、马继兴老师都多次参与。很多内容和实物至今仍处于保密阶段,我还没有公开,只是老师们和某些国内特定中医学术机构在研讨的时候,我才展示一些内容。所以公众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早年,我曾经公布过一张慈禧太后的“老太太方”,这也是经过众多专家鉴证的一张。根据药方中文字描述的慈禧病状,这应该是她临近晚年的一张药方。而且,这张药方应该不是最后的觐呈方,不是最后确定使用的方,而是草稿或底稿性质。从方上看,除了御医的亲笔手记和臣字款以外,没有其它私章以及官方印迹。

  关于太医院的,因为我本人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所以初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从内容上看,明显是医疗及施治类的内容,论述的观点都非常深刻,而且是层次比较高的,规格形式也都大致相同。后来我去请教李经纬老师,看了以后非常重视,并且给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在当时的太医院,也有类似于现在的职称考试和职业测评,就是御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会有水平测验。形式基本上就是给你出一个命题,从答题的内容,看你当下的医疗水平,并且看你在哪一方面更深刻、更擅长,这对于未来太医院工作的分配也就更方便,更有针对性。

  目前来说,除了我手中的这一部分,国内只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太医院存档,其它博物馆或者私人收藏,均未有见者。

  药材研磨是中医药加工的一个重要手段,过去来说一般的药都是离不开的,我们现在市面一般看见的药研钵,大多是黄铜的,明清以来所见以瓷质为多,当然最多的还是清代的,明代可见的市面上就比较少了,更早的就几乎见不到了。据目前所知,陕西中医药博物馆有一只唐代的青铜药研钵,已经算非常珍稀的了。在我的收藏当中,也有一只唐代的药研钵,而且是瓷质的,研钵和研磨石均保存完好,可以说更为难得,毕竟瓷质器皿要难保存很多。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公开的中医文物资料和实物中,还没有见过比这个更早的瓷质药研钵。

  这只唐代药研钵器型比一般明清药研钵略小,是唐代邢窑的,白釉,上有酱斑。研磨石选材是一块类骨化石,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明清以来,大多这类药研钵材质都是整套的,研钵和研磨石本身一般都是瓷质,而这套研钵用了两种不同的材质。而且从保存至今完好的研磨石来看,确实比明清药研钵的瓷质研磨石要细腻很多,这也说明了古人比近现代人做工的时候要耐心得多。依年份和器型来看,这只药研钵是早期中医发展史中,研磨类文物当中难得一见的实物。

  这把刀的发现,对于中医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从整体看,骨柄是为了手持,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候可以受力持用,刀刃很短,刃口处于刀片顶部,斜平刃,青铜在那个年代铸造成这么薄的形状是十分难得的。从外观上看,这把青铜骨柄手术刀已经和现代手术刀的外形相差无几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刀片与刀体骨柄连接处非常坚固,以致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至今仍然不可轻易摇动。关于这把手术刀的断代,经过众多专家的判定,以及我本人的经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这段时间的器物。

  这把刀发现之后,国内知名的中医史专家都很兴奋,纷纷表示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从整个人类医学史先秦骨柄手术刀的发展来看,西医一直认为他们是外科手术最早的应用者,或者他们从来不承认中医有早期的手术行为。而我国出土的距今四千至四千五百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类头盖骨上有钻孔,即开颅行为,经研究,这些钻孔是不同时间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些钻孔是早期医疗施治行为留下的。其实这已经是早期中医手术行为的例证了,但由于一直没有相符年代的医用工具被发现,所以多年来,一直也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副院长王雪苔教授研究小针刀多年,除了针灸学是王老的专项以外,他也一直对中医外科手术史有颇多研究。王雪苔院长初见此刀的时候很兴奋,据王老考证,这把青铜骨柄手术刀的现世,至少可以把中国的外科手术史再向前推进500到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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